在国际文化交流中，文学作品是文化传播中最好的媒介之一。文学是沟通心灵、增进不同国家人民相互了解的重要渠道。中国现当代文学，是世界观察当代中国的窗口。如果说文学是认识一个国家的地图和心灵密码，那么翻译就是一项心有灵犀、心心相印的工作。

  文化的力量体现在创作和传播两个环节中。而传播特别是国际传播时，翻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拆除不同语言、不同文化之间的藩篱，进而促进人们的相互交往、思想交流和文化交融。

  翻译是文学“走出去”的桥梁。随着我们国家综合国力的提升，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国际社会对中国文化、文学充满了兴趣，从而加剧我国文化建设正从“引进来”向“走出去”转型。

  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慢慢的变成了一个现实且紧迫的任务。毋庸置疑，用文学来塑造中国形象比其他任何宣传方式都要更直观、更能表情、更有穿透力。

  中国文化“走出去”是国家的重要战略，译介中国文学则是实现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途径之一。

  纵览世界历史显而易见，冲突、对话、融合历来是文化发展的主题，翻译一直担负着调停人、中间人的作用。翻译的价值正在于此。

  德国著名哲学家瓦尔特本雅明的《译者的任务》在20世纪后期被重读、重释，成为后现代翻译理论的经典之作。他认为：语言的意义总处于一种一直在变化发展的状态中，而纯语言则是一种固有的、不变的、稳定的东西，因此，译者如果仅去追求原文的意义是无法揭示语言间的亲缘性的。

  翻译不是译意义，而是通过翻译使“原作在译作中升入一种更高更纯的语言境界”。本雅明把“纯语言”比作是一个打碎的器皿，而各种语言均为其掉下来的碎片，也就是说，纯语言这种所有语言共有的东西是分散地隐藏在各语言作品“原作”中的。

  本雅明的“纯语言”翻译观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为翻译学研究开拓了崭新的空间，并被奉为解构主义翻译思想的经典。它对传统翻译观造成巨大冲击，将原作和译作均视为“纯语言”的碎片，并指出译作享有与原作相同的地位。然而现在一个尴尬的现象是，人们或非常容易记得一个作品的原创者，往往忽略译者。

  我们的文化，潜移默化地正在受到各类翻译的影响。不可否认的是，那些卓越的翻译作品是语言的黄金宝藏，正是在大量伟大的翻译中，我们的文化在被不断重塑和更新。也正是在翻译者的影响下，原创作品才获得源源不断的力量。

  中国文化“走出去”已成为重要的国家文化战略，它既是文化自身发展的长远规划，也是运用文化的力量推动发展的一种战略。

  翻译，作为文化的一支，自然是发展和推动文化建设的重要力量。推动中国文化向外走的译者们面临着哪些挑战和机遇呢？为此，本刊记者正常采访了南京财经大学英美文学教授孙冬。

  她是诗人，在国内外各类期刊上发表诗歌上百首并被翻译成英语、法语、土耳其语、罗马尼亚语等，近年来出版了诗集《残酷的乌鸦》和《破乌鸦》。同时她也是一名译者，将中国当代诗歌介绍至国外，她还编著《中美12诗人互译计划》，出版了学术专著《反对阐释的戏剧》。曾任纽约州立大学商务孔子学院院长的经历也让她对中西方文化交流有了更为深切的体验。

  《中华儿女》：您是鲁竹奖获得者，在领奖那天，您说：“自己写诗，自己还翻译自己的诗歌，自己翻译自己的诗歌觉得更好玩一些。”能讲一讲翻译自己的作品与翻译其他人的作品有哪些异同吗？

  孙冬：翻译其他人的作品首先要做到“信”，有必要了解诗人一贯的风格，诗歌中蕴含的文化意义，用词要准确，语调上要和原诗尽可能保持一致。翻译自己的作品，就更得心应手，也更加放纵一点。

  “信”可能不是最要紧的麻烦，我会更多地考虑翻译到英文后的语感、节奏和读者的接受。有些词语和意象在中文语境中富有深意，但是在英语语境中就不一定，需要做一些调整。

  《中华儿女》：您除了翻译自己的诗歌外，还翻译了哪些人的作品呢？您选择作品着手翻译时，一般会基于哪些考虑呢？

  孙冬：在编辑《中美12诗人互译计划》和《中美诗人互评计划》这两本书的过程中，我翻译了一些中美当代诗人的诗歌，也校对了一些译者的翻译。此外，我还翻译了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美国著名散文家菲利普·罗帕特的《散文课》一书，下半年由凤凰出版集团出版。我其实翻译做的不多，一般看兴趣和时间。

  《中华儿女》：您编著的《中美12诗人互译计划》，在网上找到的资料很有限，目前查到的就是那次分享会的海报有关的资料（中美诗人互译计划是由纽约知名诗歌出版社“屋顶”发起，邀请中外12个享有国际声誉的诗人进行诗歌的交互翻译和交流活动。该项目由美国“屋顶”出版社社长和“连续”基金会会长詹姆斯·谢里和中国诗人、南京财经大学教授孙冬主编）。能详细分享一下这一互译计划的进行情况和进展吗？

  孙冬：《中美12诗人互译计划》是我和美国语言派诗人、屋顶出版社的社长詹姆斯·谢里合作的一个项目，从2015年就开始筹划，2017年完成，同年在纽约出版，去年又再版了一次。该项目的一个核心观点是翻译不仅是一个语言转换的过程，而且也是一个文化翻译、审美翻译的过程。我们邀请到6名美国著名诗人，这中间还包括普利策奖、全国图书奖的获得者雷伊·艾尔曼特洛特，鲍勃·帕利曼、白萱华，以及代表美国当代诗坛新锐力量和多元性的娜达·高登、弗雷德·莫顿以及布兰登·布朗，中国诗人有王小妮、蓝蓝、黄梵、车前子、娜夜、西川。

  前期我们邀请了几位译者将诗歌进行了字面的直译，诗人们以此为蓝本，再加入个人的理解和阐释，接着进行再翻译和再创造。目前我们正在编辑这个系列当中的第二本书《中美12诗人互评计划》，我们邀请了于坚、胡弦、翟永明、车前子、周瓒、朵渔与六名美国当代诗人进行交互阐释和评析。类似这样的互译活动现在也有一些，但是最终有一本著作、并在美国先锋的诗歌出版社出版还是很少的。互评的项目国内我还没有听说，应该是一个首创吧。

  希望通过这两次互动，中美诗人应该会比以往更了解对方，了解对方国家的文学现状，了解和尊重不同的民族文化，这对于当下应该有着积极的意义。

  《中华儿女》：普希金曾经说过，译者是传播文明的驿马，就您个人而言，您既是一个优秀的诗人，又是一个优秀的译者，两种身份各自带给您哪些不同的体验呢？

  孙冬：您过奖了，没有优秀，但确实在不停地尝试和努力。其实新诗的发展过程中，很多诗人都既是诗人又是译者。比如卞之琳、穆旦、张枣等等。于我个人来说，我觉得作为一个诗人的语感，肯定会影响到翻译的过程，包括节奏、用词等等。但是反过来却不一定，因为我翻译的数量不多，反而是大量的阅读和思考，对于我的影响更大。

  《中华儿女》：您曾经担任纽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能谈谈那一段时间您的工作吗？您觉得，让中国文化“走出去”，孔子学院做了哪些有益的工作呢？

  孙冬：我是13年～17年任纽约州立大学商务孔子学院院长的。我们孔院规模很小，但确实做了很多事情。主要是三个方面：第一就是普及中文和中国文化，除了常规的语言课程之外，我们和当地的文化机构和社区合作举办了很多诸如戏剧工作坊、书法展示、画展等中国文化体验活动。

  16年和17年我们让舞龙舞狮车队从唐人街走出来，第一次走到了曼哈顿中城的大街小巷，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和另外一位负责人还被美国主流媒体福克斯和NBC请到电视台接受访谈。

  第二就是商务和文化交流方面，我们为国内很多机构搭桥，在美国进行旅游宣传、文化推广、书展等文化交流事宜。

  第三个方面就是举办了很多讲座，邀请包括人工智能、金融、房地产、奢侈品等行业的大咖来介绍中美在这些领域的合作和发展；艺术和文学讲座也举办了不少，我们曾经邀请毕飞宇、蓝蓝、欧阳江河、阿乙、曹明轩、徐则臣等大家到我们孔院来和读者进行交流。

  《中华儿女》：中国现在的出版界有很多优秀译者，将国外的文化翻译引进国内，很多优秀译者的名字也被大家所熟知和尊重，相比翻译引进的译者，将中国文化翻译出去的译者被大众所熟知的程度不如引进的译者，您认为这主要是由于什么问题导致的呢？

  孙冬：使用英语写作的西方作家在交流、出版方面肯定要比翻译中文图书快捷和方便得多。就美国来说，普通读者还是关注美国本土的作家，其次是欧洲的文学。

  这和西方的自我中心有关，也许是教育的关系，总之美国人对于世界的兴趣并没有中国人对于世界的兴趣大。这一点很多美国的学者和教育家也很忧虑，很多美国人甚至都可能不明白他们的邻国有哪些。这种情况就决定了翻译成英文的中文图书可能市场有限，比较小众，有些图书更适合研究和学习使用。

  中文是很难的一种语言，在美国国内，能用双语熟练地进行翻译且对中国文化有着进一步探索的汉学家也不算很多。中国的译者将英文翻译成中文更得心应手一些，而能将中文准确、地道地翻译成英文的估计也不是特别多。

  《中华儿女》：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刘和平曾经说过，中国目前对翻译工作的资产金额的投入不足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在国内做一个译者并不是特别容易，微薄的稿酬让很多有优秀语言功底的年轻人望而却步（但依然有爱好者在做）。想了解一下，目前把中国书籍翻译到国外的译者相比引进的译者生存环境如何呢？以及，将中国文学翻译到国外大都是哪些人在做这些工作呢？能介绍一下您所了解的这一译者群体吗？

  孙冬：文学翻译方面我认识的人有顾爱玲、纸托邦的艾瑞克·阿布汉森(EricAbrahamsen)、还有俄克拉荷大学的石江山和悉尼大学的石俊山等。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今日中国文学》丛书已经推出《檀香刑》《废都》《花腔》等中国当代文学名作，在美国也产生了一定的反响。另外，南师大编的《中华人文》等也在做这样的工作。

  《中华儿女》：您觉得翻译中国文学作品走向海外的译者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有哪些呢？

  孙冬：全球化的硕果之一就是国际间文化交流的增加，但是这种良性的势头能持续和发展到什么程度，还看整个国际间合作交流的情况。此外，除了官方推广之外，还要开发民间的渠道，让推出的作品更加多样化，而不是只有官方强力推荐和扶持的作家。

  《中华儿女》：您认为从哪几个方面努力，会让更多的人从事译者这一行业呢？毕竟，译者是不同文明之间沟通和传播的重要环节，该如何爱护这些珍贵的“驿马”呢？

  孙冬：翻译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工作，费时费力，还很容易让人挑出毛病。很多人翻译文学作品完全是出于爱好，出版社给的劳务费和付出的劳动严重不成正比，而且也没有版权，在高校也不算科研成果。这就是怎么回事很多译作质量不高的最终的原因。我觉得给与版税和提高劳务费用是提高翻译质量、培养翻译人才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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