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加速演进以及中美摩擦、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的深远影响下，世界政治、经济、科技格局加速重构，科学技术创新成为影响全球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格局和竞争格局的关键变量，世界各国均把科技发展放在更重要的位置。面对国际国内发展新环境，调整优化我们国家科技战略布局、加快塑造科技竞争新优势，对于推动我们国家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有效应对国际科技竞争和挑战具备极其重大作用。

  国家科技追赶是科学技术水平相对落后的后发国家缩小与先发国家差距的过程，是后发国家实现科学技术创新能力快速提升的主要途径。美国、日本、韩国等国都是通过国家科技追赶战略实现科技崛起，进而实现了在世界科技格局中地位的提升。

  国家科技追赶战略在美国对英国的追赶、日本对美国的追赶以及韩国对西欧国家的追赶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有效支撑美国、日本、韩国实现了跨越式发展。美国、日本、韩国科技追赶轨迹并不完全相同，但是从创新的角度来看，后发国家在实现追赶的过程中，都是从最开始的引进、消化、模仿、再创新，逐渐转变到集成创新，最终的目标是增强原始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本报告基于动态视角，结合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家的崛起实践，按照后发国家科技水平与世界先进科技水平之间的差距大小，将科技追赶进一步分为“追赶前期”“追赶中期”“追赶后期”三个阶段。

  追赶前期是后发国家进行追赶的起步阶段，主要进行科技的引进和消化。在此阶段，后发国家科技水平远远低于世界先进科技水平。由于其科技基础薄弱且全社会可投入到科技发展中的资源匮乏，后发国家追赶效率较低，其科技水平显著提升需要较长时间。这一阶段，后发国家大多借鉴先发国家经验，建立本国的科技建制化队伍，重视大众化科学教育，在全社会营造尊重崇尚科技文化的良好氛围。在这一阶段，后发国家的科技主要从先发国家引进，研发经费主要来自政府，高校及科研机构的科研水平相对较低，主要跟踪和模仿先发国家科技工作。

  追赶中期是后发国家快速追赶的阶段，主要进行科技的模仿和再创新。在此阶段，后发国家的科技水平获得大幅提升，但是仍然低于世界先进科技水平，不过追赶效率较高，与世界领先国家之间的差距在短时间内会不断缩小。由于后发国家的本土科技能力有了较大提升，而且科技为其经济发展提供的支撑作用越来越重要，因此后发国家逐步重视技术研发。然而，这一阶段的科技主要源于对先发国家的模仿和改良，本土自主创新能力仍存在差距，国家科技战略更多侧重技术层面，主要通过多种技术政策、金融政策推动国家产业升级。

  追赶后期是后发国家实现追赶超越的关键阶段，主要进行科技的自主创新，重视原始创新。在此阶段，后发国家的科技水平接近世界先进科技水平，在一些领域甚至领先世界科学技术发展水平，但其追赶效率逐渐变低。这一阶段，后发国家需要通过提升其原始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实现科学技术水平的提升。这一时期各国主要通过制定长期科技规划、实施大型研发计划、建设大型科学基础设施等多种方式推动培养本国科技自主创新能力，构建高效的国家创新系统，提高国家科技自主创新水平。

  美国是当前世界头号科技强国和全球科学中心，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欧洲的科学技术水平无论从科技成果产出上还是科技教育水平上都远超美国。美国自南北战争结束之后就开启全面追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明显的科技优势。美国科技追赶历程可大致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在追赶前期（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美国不断健全科技要素，建设建制化的科研体系。在南北战争以后，美国逐步强化科技发展基础建设，建设了一批政府所属的科研机构，如海岸测量局（1807年）、海军天文台（1842年）等。与此同时，美国也积极从英国等欧洲国家引进技术和人才，培育了一批一流的研究型大学。1862年，美国政府颁布《莫里尔法案》，要求各州政府增地支持辖下大学的发展。1863年，美国国家科学院（NAS）成立，有效提升了政府科技决策能力。这一时期，美国效仿德国教学和科研相结合的大学办学模式，创建康奈尔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等一批顶尖研究型大学。追赶初期的一系列强化科技发展的基础措施有效提升了美国科技发展能力。

  在追赶中期（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前十年），美国持续引进欧洲先进科学技术，学习高效管理体制，逐渐构建了本国独立自主的科技体系。美国牢牢抓住19世纪70年代电力工业革命的机遇，在全社会各行业实施电力化改造，推进“流水线”生产模式，大幅提高了社会生产力。这一阶段，美国鼓励企业设立实验室，学习欧洲高效的研究机制，有效提升了国家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同时，美国政府成立国家标准局（NBS），指导并协调美国企业进行技术研发；美国企业（如柯达、通用电气、杜邦、贝尔电话系统等）纷纷效仿德国化工企业自建研发实验室。这些举措有效促进了工业技术的研发与推广，推动美国在大规模工业生产方面逐渐成为世界领导者。

  在追赶后期（20世纪前期至50年代），美国政府加大了对科技研发的投入，特别是加大了对国防领域科技研发的扶持力度。美国利用较晚参战的优势，以军事援助的形式换取欧洲国家雷达技术、青霉素技术等先进科技成果。同时，美国针对科技人才出台专门政策，成立“阿尔索斯突击队”，寻找德国、意大利等国的优秀科学家，并专门制定科技人才计划，引进优秀人才；启动曼哈顿计划等大科学计划，将政府、高校和企业研发机构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了独特高效的科技创新体系。二战以后，美国政府开始成为美国科技发展的主要出资者，逐步加强科技政策制定，支撑美国科技引领全球，实现科技超越。

  日本与欧美国家相比，经济和科技发展起步较晚，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受到重创，但是战后数十年的追赶，使其在经济层面和科技层面快速跻身世界强国。这一过程中其形成的独特高效的国家创新系统引起众多学者及各国政府机构的关注。日本的科技追赶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在追赶初期（1945年至20世纪50年代），二战后日本国力恢复期间首先发展职业教育，日本政府实行了“第二次教育改革”，把振兴科学技术作为重要国策，颁布了一系列关于提高科学技术人员质量和数量的法案；同时，恢复科技研究机构，进一步学习西方科技体制，加强在社会上向民众宣传科学文化思想等，这为日本积累了大量可用人才。二战后日本教育快速发展，科研人员迅速增加，为日本经济恢复和科技追赶做出了巨大贡献，有效支撑日本于1968年超越德国，成为世界资本主义国家中第二经济大国。

  在追赶中期（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日本大力引进科学技术，制定了“贸易立国”的国家发展战略。通过采取贸易保护措施，日本的技术得到了快速发展，迅速恢复到了战前的工业化水平。60年代起，日本大量企业开始设立“中央研究所”，加强对引进技术的模仿改良。这一时期日本政府并不直接介入科技事务，而是推出一系列产业政策等来持续改善产业环境。研究机构和高校这一时期主要承担短期内难以产生经济效益、企业没有动力去投入的公益性基础研究活动，有效填补了企业研发的缺口。企业、政府、国立研究机构和高校在推动科技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紧密合作，形成了独特高效的国家创新系统机制，有效支撑了国家科技实力的提高。

  在追赶后期（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日本政府聚焦核心产业技术，开始强调提升国家自主研发能力，确立“技术立国”国家战略。例如，日本政府开始直接介入科技事务，组织多方面专家开展技术预见，以支撑科技发展规划制定；加强基础研究投入，基础研究经费投入连续多年占到当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的10%以上；通过组织和主导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研发项目（VLSI）、原子能技术开发研究项目等大科学项目，使企业、大学、国立研究机构研究人员合作进行研发，推动了半导体集成电路、核能发电、低能耗汽车等多项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在一系列国家战略实施的基础上，最终形成了集合政府、高校、研究机构和企业等多个创新主体高效协同的国家创新系统，有效支撑了日本的科技追赶。

  韩国国土面积狭小、资源匮乏，工业和经济基础薄弱，并不具备良好丰富的资本、土地、劳动力等资源禀赋优势，但是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韩国在科技和经济领域取得了高速发展，实现了由传统农业国到科学技术水平发达的创新型国家的快速转变，这与韩国始终坚持引导并培养建立自主科技创新能力有极大关系。韩国科技追赶历程可大致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在追赶前期（20世纪60~70年代），韩国重视技术引进模仿，逐步发展本国科技。在此期间，韩国设立中央政府直属的科技部（MOST,1967年）、建立韩国科学院（1971年）、韩国海洋开发研究所（1973年）、韩国船舶研究所（1976年）、韩国通信技术研究所（1977年）等研究机构，以培养本国科学技术人才，积累科技发展所需的人才基础。同时，韩国政府颁布《外资引进法》（1966年）和《科学技术促进法》（1967年）等法案，为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提供法律依据，并成立韩国科学与工程基金会（KOSEF,1977年）等机构，负责识别引进满足本国发展需求的国外先进技术，帮助推广科技成果。一系列举措完善了韩国科技发展建制，有效提升了韩国对技术的引进和消化吸收能力。

  在追赶中期（20世纪80~90年代），韩国加强重点领域技术创新，其科技战略由原先的引进消化吸收为主转向技术引进和科技自主创新并立。韩国政府执行“国家研发项目”，有针对性地选择半导体、机械、化工和计算机等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战略性意义的领域，作为重点自主研发领域进行投入。同时，韩国政府从财政、税收方面给予企业研发活动大力度的补贴，设立“情报综合中心”，为企业进行研发活动提供相关行业技术信息和技术指导。韩国政府支持建立工业技术研究财团，推动企业研发活动。为了抢占市场份额，企业内部研发承担了从基础研究到工艺流程改进到生产的全部环节。通过对重点领域技术创新的支持，韩国有效缩小了与世界领先国家的科技差距。

  在追赶后期（20世纪90年代至今），韩国持续深化科技自主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韩国政府出台《技术开发战略计划》（1993年）、《面向2010年的科学技术发展长期计划》（1995年）、《科技创新五年计划（1997-2002）》等一系列政策和计划，持续对国家重点发展科技战略领域进行部署规划。韩国于1997年颁布《科学技术创新特别法》，为科技自主创新提供了法律保障；同时，特别规定优先采购本国高新技术产品，为本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创造良好条件。韩国通过颁布《国家技术创新体系构筑方案》（2006年）和《国家研发创新方案》（2018年）等整体性政策法案，有效促进形成了国家创新系统中政府、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之间的良性互动，进一步推动了韩国科技研发与产业发展紧密结合。此外，韩国加大对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引进，加强对青年研究人员的支持，持续优化各类科学技术人才成长环境，进一步推动国家科技追赶的进程。

  陈凯华，博士，中国科学院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研究方向：国家创新系统、创新发展政策、数字创新发展、创新计量学、技术预见等；

  温馨，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博士生，研究方向：技术创新管理、科技政策；

  杨捷，博士，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技术预见、国家创新系统、创新发展政策；

  郭锐，博士，中国科学院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特别研究助理，研究方向：创新管理与政策，创新转型，绿色创新，复杂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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