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饭都没吃，聊啥理想呀!”“吃完饭再说”9月13日中午，在东莞市厚街镇三屯工业区，当《南风窗》记者试图和他们交流，谈一下“理想”、“梦想”的话题时，工人们无一例外纷纷逃避，不时地回头看看记者，表情怪异。

  这多少有些令人尴尬，这种尴尬折射着今天这个时代，不同阶层的人们，所面对的一切。

  “我常问我的员工，你们有什么理想，但很多人是没理想的，也没啥想法。”东莞市桥头镇跃威模具加工厂的老板陈跃向《南风窗》记者坦承，他开工厂6年，但能让他将普通员工的手机号存在自己手机里的，只有卢星一人。

  卢星是厂里的新人，24岁，广西武鸣县人。按照卢星的说法，“和其他员工相比，我只是多想一些”。

  或许是他的“多想”，让38岁的陈跃看到了自己当年的影子，也找到了这个时代最为缺失的东西理想。今年7月，卢星找到陈跃，“老板，我想在你这儿上班一年，工资你给不给都无所谓。如果你感觉我还有点贡献，就随便给点”。卢星的打算是学好工业设计，然后开公司做老板。

  模具是工业设计的基础，学好模具是做好工业设计的关键。为实现梦想，卢星从流水线个小时。

  陈跃说，自己最喜欢他，是因为从他身上找到了久违的自己“一心想当老板”。1997年，陈跃从广西来到广东打工。在每家工厂上班，陈跃总在私底下将自己和工厂老板比比，寻找差距，学习管理方法。但在一次次比较后，陈跃很不服气，“他们没我聪明，也没我靓仔，但挣的钱却比我多!”

  10年打工后，陈跃和他弟创办了现在的这家加工厂。6年过去了，他手下的工人换了一拨又一拨，但他很难发现有冲劲和理想的员工。因为很多员工都习惯于从生产线到饭堂再到宿舍的“三点一线后”的很多员工，由于有了父辈的经济支撑，生存压力不大，挣钱基本是自己花。

  学好模具，一个月有四五千元收入，但有些人还是不愿干。陈跃以他的侄子为例说，“起初，他在我这儿学模具，后来嫌模具脏，因为经常接触到一些机油等，他宁可帮人家洗车洗车一个月工资才1500元，提成是一部车5块钱，但这5块钱是洗车店所有员工一起分，每月总收入就2000块钱左右。”

  和一些人因生活上的压力大，而导致理想被“剥夺”的情况相比，许多“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恰恰因没有生活上的压力才导致理想“丧失”。对他们而言，大部分父母用打工的积蓄在家乡为他们建了婚房，让孩子出去打工，并不是企盼他们带回多少钱，而是想让他们“找个媳妇回来”。新生代农民工在职业选择上，选的是“边干边玩”的活。

  李海兵一名“90后”的表弟，就是边打工边到处旅游。李海兵是四川营山县人，今年29岁，目前，他在位于广州花都区的一间制衣厂上班。他周围就有不少像表弟一样的，有时候工资花光了，还要父母寄钱过来。

  从严格意义上说，这些新生代农民工不是没理想，只是理想起了变化。他们关心的只是现实，是钱、房子、女朋友这类话题，不大会去关心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包括政治。

  但当然，你不关心政治，政治一样关心你。这一点，李海兵深有体会。多年来，李海兵一直反对从农村跑到县城买房。理由是：一是土地在农村，农民以农为业，在县城安家，来回耕地不方便。二是在县城住成本高，因为县城连喝水、吃菜都要花钱，而且还要交物业管理费、卫生费等。

  不过，现在的李海兵屈服了。“村里学校关了，也没有医院，好的教育、医疗等资源，全集中到县城去了。”李海兵说，送孩子到镇上读书，骑摩托车一个来回差不多两个小时，不跟风随大流能行吗?大家都被裹挟进去了。

  李海兵所在的金凤村七组，原本有300多人，现在留守村里的只有10多个人。李海兵说，如果农村的教育、医疗以及交通等民生的公共服务得到完善和提升，很多村民是不愿意进城的。

  在农村，近年来很多地方政府以“集中优质资源办学”的名义，按“小学进乡镇政府所在地，中学进县城”的思路，关停了很多教学点，公共设施也一直在向县城集中。随着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被带离山村，带走的不仅仅是资源，还有农民工的孩子以及农民工未知的未来。这也加速了农民进城的步伐，吃了一辈子苦，农民们都担心孩子的教育被耽误，重复自己的命运。

  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城市化中，无论白领，还是农民工，大家都逃不掉了，都在社会快速的提升中被卷入了。

  逃不掉，就面对现实吧。问题是，不再回老家的农民工，如何在县城里生存下去?30、40岁的打工者，还可依靠劳动力在发达地区多打几年工，但他们终究都要面对自己老去后，怎么办的拷问。

  挣钱，回家做点小买卖这是稍有理想的打工者，关于他们未来的重点思考。小部分人的目标是，做更大一点的生意，如创业等。不过，和过去相比，理想的实现越来越难了，因为情况已经起了大的变化。

  一个十分清晰的现象是：如果时光退回到10年前，内地很多县城，除国营的百货大楼外，基本上没有一家超市。但变化如此神速，最近几年，随着一二线城市竞争的白热化，一些资本大鳄连一般的县城也不放过了。随着超市连锁在县城以及乡镇铺开，外出务工者返乡创业的信心，再度遭到打击。因为一家超市崛起的背后，是以一连串中小店铺的倒掉为代价。

  这是一个“快鱼吃慢鱼、大鱼吃小鱼”的时代。可对于“如果没生病，一年就只挣2万元”的农民工而言，拿什么资本去竞争呢?除继续帮大资本家打工，似乎还找不到更好的办法。

  李海兵承认，他所在的工厂里，80%的工友都不愿继续打工，想自己做点事，很多人在年终的时候就说“明年不来了”。结果，春节后，几乎个个都回来，“没办法，没找到比较合适的渠道，弄不好，几年积累的血汗钱，连本都收不回”。

  “早年，胆大一些的，都能挣到钱”。但现在不一样了，“想靠白手起家，几乎不可能”。甚至，稍稍露头，就被大资本家打得猝不及防，“大资本家甚至不需要创新，光是拷贝你，都能把你整死”。

  陈跃有过这方面的教训。去年，他投资研发了一种新的空气压缩机，但刚推向市场试探时，就被人拷贝了，“你搞个方的，他们设计个圆的。”陈跃说，“我们刚露头，这些资本雄厚的企业，一下子偷学并向市场铺开了，结果变成是我们帮人家搞研发了。”

  面对《南风窗》记者的问题，广西平果县雁山村那雷屯的陆世庆从村头数到村尾，结果发现，这几年村里每年涌向城市打工的人群中，没有一个人回来创业的，“挣钱回家起房子或进县城买房”，几乎成为打工的唯一“理想”。但当这一“理想”实现，新生代的农民工也迷失了。

  农民创业是以全家人的身家性命来承担的，他们的创业不是创新而大多只是复制，这样的创业当然得不到风险投资的支持。创业成功当然好，创业失败，后果就会十分严重。

  2011年9月，湖北省农办组织武汉高校研究三农问题学者到一些县市考察“三化”同步发展的情况。在大冶考察得知，今年湖北省第二届百强乡镇评选，前三名的桂冠均被大冶市获得。我们参观了获得全省百强乡镇第二名和第三名的陈贵镇和灵乡镇。几无例外，大冶百强乡镇的前三名均为工业主导型。湖北省委党校在稍后不久召开“三化协调发展”研讨会，正在省委党校学习的乡镇党委书记班学员参加了研讨并有多名乡镇党委书记发言，从乡镇书记的发言看，乡镇一级有着极其强烈的发展工业和城镇的愿望。看来在湖北省，“三化同步”已成热点问题，如何三化同步，正由政策口号变成地方实践。

  在湖北省委党校三化协调发展研讨会上，作主题报告的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讲到即将公布湖北省百强乡镇的情况。叶青说，虽然湖北省自己评出了百强乡镇，但湖北省没有一个乡镇经济实力能进入全国“千强乡镇”，也没有一个县市能进入全国“百强县”，由此能够看出湖北省地域经济尤其是县域经济(包括乡镇经济)与全国的差距。鉴于湖北省与全国的巨大差距，湖北省一定要全力发展县域经济，尤其是县域工业。没有工业化，三化同步也好，三化协调也好，都只能是空话。加快速度进行发展县域经济的关键是要做到三个轮子一起转，既要搞好招商引资，这是外来女婿;又要善待本地企业，这是亲儿子;还要鼓励全民创业，只要全民创业，才能形成巨大经济活力。

  叶青局长关于应该发展县域经济的意见，我是很同意的。当前农民家庭中，年轻人几无例外都进城打工去了。因为沿海经济活跃，打工机会多，打工收入高，年轻人大多远离家乡而到沿海打工。到沿海打工，收入可能比较高，回家却很难，一年只在春节回家一趟，而春节期间回来出去都像打仗一样，十分不方便。农民家庭被人为地一分为二，农民虽能同时获得年老父母的务农收入和年轻子女的务工收入，但分离的家庭生活不仅有违人伦，而且会影响子女教育。若县域经济发达，年轻人可以在当地务工经商，他们就可以在获得务工收入的同时，保持家庭生活的完整。

  不过，到了2010年以后，中国经济格局与改革开放之初已有极大不同。在改革开放之初，市场经济不发达，短缺经济仍普遍，商品生产绝大多数都是卖方市场，能产出的产品没有销售不出去的，因此，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在乡镇、在村庄，到处都在办企业、办工业。到了1990年代，短缺经济结束，市场经济已由卖方市场变成买方市场，白手起家创业的黄金时期已逝去。从国家政策层面来看，乡镇企业面源污染，滥占耕地，都有难以处理的后果，因此在政策上也对乡镇企业有了较大限制。在金融上也有限制。从工业布局来看，1990年代是办工业园区的时期，产业进园区不只是口号而且已经变成各地一定得执行的政策要求。因此之故，进入21世纪，工业由以前的遍地开花，逐步收缩到了产业园区，尤其是中西部地区，错失1980年代发展的黄金时期，再发展乡镇企业，既无市场机会，也无政策条件了。

  产业进园区，一个县级政府不可能在每个乡镇办产业园和开发区，而最多是在县城周边及县域副中心(除城关镇以外最大的乡镇)办开发区，而一般乡镇是没有条件也不会获批办开发区的。没有工业，就很难有别的企业，镇域经济发展就没有条件。这个意义上讲，湖北省竟没有一个乡镇进全国乡镇总实力“千强镇”并不奇怪，因为湖北错失了1980年代乡镇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

  湖北省县域经济不行，首先就是作为亲儿子的本地企业经济不行。培育本地企业的发展当然是十分重要的。但招商引资对地方经济的拉动更快更容易见成效，因此普遍出现招来女婿气走儿子的情况。到底在支持本地企业和给外来投资优惠之间如何搞平衡，非本文关心的重点。

  本文关心的重点是全民创业。全民创业，其实主要是两个群体，一是外出务工经商小有收入的农民工，一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就前者来讲，他们外出务工多年，学会了一些技术，积攒了一定资金，有一定管理生产的能力。若有地方政府的积极鼓励，尤其若有一定的政府支持的金融帮扶，他们会有创业意愿。

  不过，在主要发展基地远离乡村(至少是县城开发区)的情况下，农民工很难筹措到足够可以远离家乡的创业资金。他们最多有几十万资金，可以在村里至多在镇上，办起一家小规模的作坊，生产简单的商品，这些商品若能进入市场获取利润，漫漫积累，就可能逐步扩大生产规模，实现产业的升级换代。但若有一个环节出了问题，这些小作坊就会破产，血本无归。无论之前预计多么好，市场经济本身是残酷的，最近20年，个人和集体创办企业成功的例子不多，失败的例子则比比皆是。

  就后者来讲，即就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来讲，若能得到金融支持，他们也有创业的愿意。农民创业可以在现代农业方面有所作为。若农民可以以耕地和宅基地作抵押获得贷款，农民就可能借贷创业。不过同样存在的问题是，农民创业失败之后怎么办?仅就笔者调查获得情况看，农民向银行贷款来发展农业的，就没有成功的先例，农民贷款难收恐怕是所有与农民打过交道的银行机构的共识。这也是怎么回事农村信用社和农业银行从农村撤出网点的原因。如果耕地和住房可以抵押，农民更容易获得贷款，但更容易获得贷款并不代表农民创业可能成功。农民贷款创业失败的机会很大，他们的耕地住房被抵押出去的可能性就大。

  无论是农民工创业还是农民靠贷款创业，都有成功的可能。一家成功，所带来收益巨大，还可以抵上所有失败所亏损的资金。但成功者是不会将自己的利润拿去补亏损者的。而从实践来看，创业风险极大，血本无归比例极高，这样下来的血本无归者，今后人生将很艰难。

  笔者在全国农村到处跑，见过很多创业失败的中年农民的彷徨无助。虽然我们也可以如数家珍全国有多少创业成功的例子，且这些创业成功者几乎都是经历多次失败之后才成功的。对一般农民来讲，仅仅一次失败，就将他及他的全家彻底打趴下了，哪里还有第二次创业的机会?

  农民创业其实是越来越难，原因是资本下乡了，市场饱和了，农民靠辛苦打工积攒的那点资金甚至通过贷款得到的那点钱去创业，哪里有什么成功的希望?即使农民创业成功，也往往只是复制一般企业的产品，而断难真正开发出新的产品。冒那么大的失败风险去复制早已过时的产品，这样的创业没有意义。

  鼓励创业，敢冒风险，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真正创新的希望。但这种冒险，是合理冒险，是风险投资，即这种被鼓励的创业，是开发新产品，产生新需求，提升新技术的创业，这样的创业，一百件中只要有一件成功，就是值得的，因为这种创业不是复制，不是重复劳动，而是创新创造。国家给大学生创业以风险资金支持，开办高新技术创业园，实行硅谷光谷计划，都是很好的。这种创业的风险，相当部分由国家和社会承担，而不全由创业者来承担，创业者只承担有限责任。

  但是，农民创业则是以全家人的身家性命来承担的，而他们的创业不是创新而大多只是复制，这样的创业当然得不到(也不应得到)风险投资的支持。创业成功当然好，创业失败，后果就会十分严重。

  当我们鼓励农民创业时千万要注意，其一，创业有风险;其二，创业很艰难;其三，创业难创新。

  当我们总是以土地作抵押贷款让农民创业时，我们大家都希望农民能够应用金融的支持来增加收入时，我们可能会将农民推向万劫不复的处境?